这能否有效应对当前的大学生结构性就业难题？ 蔡昉：很显然，这是要应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因为平均来说，临近退休的职工受教育程度和身体状况都不处在最佳状态，例如，与20岁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相比，年近60岁的人群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10年下降为6年，使得他们学习新技能的过程十分困难，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在劳动力市场上陷入困境。这类政策建议错把经济增长减速归结为需求方面的因素，而不顾潜在增长能力下降的供给方面因素，一旦转变为实际政策，不仅无助于提高增长速度，甚至可能造成中国经济的进一步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农民工市民化改革效果立竿见影 《经济参考报》：您刚才提到可以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提高潜在生产率，那么，农民工市民化这项改革都可以带来哪些好处？ 蔡昉：我们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首先是以人为本的要求，由此可以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的包容性，不仅有助于显著缩小当前存在的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首先，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这十年中每年把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够使GDP的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是可以立竿见影看到效果的。在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农业机械化和生产方式转变将越来越成为农业发展的引擎。国内一些悲观人士受此影响陷入经济悲观论，而在国际上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当务之急是挖掘改革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 《经济参考报》：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以往的增长源泉已经式微，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那么，中国经济未来要继续发展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蔡昉：中国经济要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驱动型，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和生产率提高驱动型。

●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这十年中每年把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够使GDP的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又如，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制订负面清单和下放审批权等改革，鼓励更多非公有企业进入竞争性行业，通过建立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同样能达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外资退潮并不是中国制造由盛而衰的契机，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推动国内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国内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外资退潮将会推动中国由制造大国向着制造强国转变。

关于外资退潮，最为受到追捧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我们应当继续完善外资企业的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降低对外资的行政干预。从2012年开始，耐克、阿迪等跨国公司相继成为外资迁徙的候鸟，长三角、珠三角代工工厂相继出现倒闭潮。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无疑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也在2009年一跃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但这种外资迅速流入的形势却从2012年开始发生着剧烈的转变。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招商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的最为重要的工作与政绩，地方政府往往不惜以土地、税收等大量优惠以吸引外资企业在本地落户。

一方面，外资企业希望通过在华投资设厂，从而进入到中国消费市场，这一因素不应当被我们忽略。根据黄亚生教授在其专著《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对中国的研究，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高度依赖不仅不能体现中国市场的高效，反而是中国国内制度扭曲的表现。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质量、基础设施条件与营商环境远远优于东南亚国家，这更是非洲国家难以相比的。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在政治的稳定性、治安情况、基础设施状况上与中国的差距也是不言而喻的。

期待以外资企业的进入实现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经济的建设是不现实的，不能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中国制造业由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就不可能实现。中国正孕育着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些本土企业对于外资企业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外资企业很难在短时间里寻找到足以替代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的下一个目标国。中国大量的投资无法通过国内的体制得到有效的消化，只能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国外的有效市场进行投资再配置，从而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从现实中来看，外资退潮也已经开始初步显现。美国、欧盟则提出实业再造计划，越来越多的商品逐渐转变为越南制造、印尼制造等等，中国制造的地位似乎岌岌可危。

这种趋势在2013年也未能得到明显转变，2013年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下降8.6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5.25%。除了劳动力因素以外，中国政府在逐步降低外资负面清单依赖以提高外资自由化的同时，对于外资企业长期的优惠政策却正面临着逐步取消的处境。

进入2014年以来，截止8月，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5200家，同比增长5%。近年来，中国东部的苏州、无锡等长三角富庶地区都提高了投资门槛，对新进的外资企业，不仅没有专门的优惠政策，甚至还对其产业类型、节能减排方面提出很高的要求。从总体上看，中国自2012年开始的外资退潮在短期内并不会发生本质改变，但这种退潮并不意味着大规模外资的撤离，更不意味着中国制造就此垮塌。一时之间，外资退潮在媒体、学界中均成为关注的重要命题之一，有媒体与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制造已经是穷途末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前景似乎变得极为黯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成长为世界最为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国之一，外商直接投资被视为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本土企业在行业内已经成为国际领先者，他们不仅成功崛起并占据了中国市场，甚至在国际市场上逐步抢占了原先跨国公司的市场份额。

此外在税收上，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也正在失效。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与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均导致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人口红利即将宣告终止。

中国不仅具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至少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原因这样，董事长薪酬一变，几乎全部管理层薪酬都按比例下降。

特别是，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民生领域的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从2010年调入10亿元到2013年调入65亿元，2014年则安排调入184亿元，增长183%。特别是要求自然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吸收非国有资本参股，使非国有资本主要是民间资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各类资本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发展。

原来设想各项改革举措分给各有关单位落实，但是听说还不够，除了要进行第三方评估外，有的还需制定总体规划才能逐步推进和落实。有的改革举措比较具体也容易一步步落实。由于市场选聘经营人员进展太慢或滞后，央企90%以上的管理人员都是行政任命的。有人说混合所有制改革没有什么新意，股份制不就是混合所有制吗？有人说混合所有制是一厢情愿，国企和民企体制机制不同，无法混合，等等。

  ■中国现阶段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最重要的标志是改革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强有力推动，很难启动和深化下去。这个问题很复杂，一直存在不同认识，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论述市场决定性作用中，我认为有一些说法是不完全的。所以，有些改革之所以不易展开，重要原因往往是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

应当说， 讲得还是比较明确的。《决定》共有336项举措，其中经济和生态部分116项。

其实我体会，《决定》提出混合制改革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即使这样，2014年安排数仍只占央企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13%，还是太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适用于经济领域，尽管在经济领域也有市场失灵部分，但只是局部性的，经济领域的主体部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起决定性作用。  有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总体方案需很好研究和制订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部署，明确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房地产税也碰到类似困难。以最近国有企业主要是央企高管人员薪酬改革来说，就很明显。

因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最主要的是指稀缺的资源在市场信号指引下，从效益低的部门和地区自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和地区，从而提高整个资源的配置效率。另外有人主张，产业的分布和区域结构不能依靠市场调节，不能让市场来起决定作用，这可能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大大缩小了。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有必要研究清楚。原来设想各项改革举措分给各有关单位落实，但是听说还不够，除了要进行第三方评估外，有的还需制定总体规划才能逐步推进和落实，比如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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